
一张五元罚单,两种官场命运。
1985年,月海镇党委书记郑德诚母亲去世,他披麻戴孝回乡奔丧。
这个看似合乎人情的举动,却被人拍下照片,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数月后,这位在荒滩上建起新城的“拓荒牛”,被调离了他倾注心血的月海。
与此同时,他的搭档、镇长李秋萍却稳坐月海,从镇长一路做到书记。
同样是在月海这片滩涂上挥洒汗水的改革者,命运为何如此不同? 答案或许就藏在一张五块钱的罚单里。
展开剩余88%1984年,郑德诚面对月海建城的困境,县里拿不出一分钱支持。
在三位候选人中,蔡钢主张稳妥渐进,李秋萍拿出了详尽的规划图,而郑德诚直接拍了胸脯:“不要县里一分钱”。
他提出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口号,眼光精准地投向了那些先富起来的“万元户”。 他知道这些人渴望城市户口,更信任他郑德诚这个人。
果然,他振臂一呼,仅用一个月时间,就动员了上千户农民,筹集了949万元公共设施费,解决了建城的第一桶金。 这笔钱相当于当年平川县年财政支出的好几倍。
这种后来被称为“龙港模式”的集资建城之路,就此启程。 月海镇从几条羊肠小道起步,在郑德诚的带领下,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城历程。
郑德诚的规划眼光远超他的时代。 他设计的主干道要修到50米宽,这在连摩托车都没几辆的当年,显得不可思议。
县领导质疑他,情急之下他脱口而出:“我相当于大学教授,你们就是小学生,没法沟通!”这句话把同僚得罪得不轻。
最终道路被改为30米宽。几十年后,月海堵车严重,却因房屋已建无法拓宽,成为历史性遗憾。
更让郑德诚陷入孤立的是他对特权的不妥协。 当时许多机关干部想到月海批地建房,却拒绝缴纳公共设施费。
同一地段,农民要交2400元到5000元,干部职工只需要交500元,已经是特殊照顾,可这些人还是不买账。
一位县里的处级干部恼羞成怒:“你不就是个科级干部吗? 太放肆了! ”郑德诚直接把乌纱帽拍在县委书记赵东升桌上:“除非我不当这个书记,否则谁都得交钱! ”
他直接贴出公告公示拒交者名单,甚至扬言要断水、断电、断路。 这种强硬虽然收齐了费用,却让他成了众矢之的。
郑德诚并非孤立无援。 县委书记赵东升曾是他最坚定的保护伞。 赵东升22岁就当上区长,是个改革锐气很强的领导。
当省里调查组追究郑德诚擅自征地37公顷的问题时,赵东升站出来扛下了责任:“要处理就处理我,月海建好了,我下台都行! ”他甚至为月海争取到了省委书记题写的“中国农民第一城”的称号。
然而,这座靠山在1985年调任省会副市长,郑德诚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。
危机随即爆发。 《农民日报》接连发文批评月海“毁田建房”,谣言四起,说“郑德诚被抓了”。
那些卖掉老家房子、借钱进城的农民坐不住了,他们挤在镇政府门口要求退地退款。 郑德诚没有过多解释,默默筹措资金,给300多户办理了退款。
虽然调查证明他个人毫无经济问题,但政治上的孤立已无法挽回。 对手还是抓住了他母亲去世时他披麻戴孝的场景进行举报。 最终,郑德诚被调离了他倾注心血的月海。
与郑德诚的“土办法”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镇长李秋萍的工作风格。 她不到三十岁,名牌大学毕业,原是县委秘书。
最具象征性的事件,是她对郑德诚亲大哥郑德生的处罚。
郑德生乱倒垃圾,还仗着弟弟是书记嚣张不已,李秋萍毫不犹豫地通过大喇叭通报全镇,罚款五元,坚决执行。
这张五元罚单,后来被看作月海镇打破人情社会、建立城市规则的开端。
她到任后,花了数十天挨家挨户走访,用渔民能听懂的语言算经济账。 她推动将传统刺绣手艺产业化,帮助月海拿下了“中国印刷城”、“中国礼品城”等国字号名片。
李秋萍不仅盯着“面子”,更注重“里子”和“底子”。
她狠抓环境卫生,甚至亲自带队打扫,因为她深知“外商看见街边堆垃圾,还会投钱吗? ”
1991年11月,郑德诚辞去公职,下海经商。 他回到月海创办了巨人中学,始终没有离开这片他奋斗过的土地。
而李秋萍不仅未受牵连,反而从镇长升任书记,稳坐月海。 在那些曾与郑德诚对立的人看来,李秋萍与郑德诚早前的工作矛盾让她被视为“对立面”,这反而成了她的“政治安全垫”。
郑德诚离开时,月海城已初具规模。 他带着遗憾走了,但月海的发展并未因他的离开而停滞。
2019年9月,月海镇正式升格为县级市,成为全国首个“镇改市”。 当年那些因谣言退地的300多户农民,后来看到地价翻倍,只能“拍断大腿”。
退休后的郑德诚看到了这一幕,而李秋萍则成为了月海市的市长。 月海城从滩涂上拔地而起,郑德诚和李秋萍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干部,一个像拼命三郎开山辟土,一个像绣花姑娘精细织锦。
月海镇最终实现了“镇改市”的梦想,而郑德诚当年坚持要修50米宽的道路,被所有人嘲笑。 可几十年后月海私家车暴增金股配资网中心官网,却因为道路最终只修了30米宽而拥堵不堪,再也无法拓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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